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十月，甘国宝出任台湾总兵时，朝廷特加“挂印”特权，可以直接使用奏折向皇帝奏陈事务，不受总督的限制。

   甘国宝便将台湾各地的气候、粮食收成、售卖价格等一一上奏。他把这些情况上奏朝廷，是无政绩可写吗？实则不是，降雨量等可看灾情，市场每类物品价位，正是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晴雨表。能写到这么详细，可见他体察入微，一切了然于胸。

   荷兰殖民者在统治台湾期间，利用传教士在庄社中推行奴化教育。随着大批闽粤人民进入台湾开垦，出现多元文化交集，矛盾重重。为此，甘国宝大力推行中华文明文化，他先精于考察，而后推行教育引导。

   他在总兵府创办“益求堂”,并亲题堂名，这里除了治军教育之外，还开展当地民风民俗教育，教育官兵了解当地风俗，尊重高山族风俗习惯，互相交流大陆的农业生产技术。在此基础上，他发动将士，将大陆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传授给当地民众。主动配合当地政府开办“义学”，教无品类，传授传统的“忠信孝悌，礼义廉耻”八德文化，讲授“温、顺、恭、俭、让”和谐文化；发动民间办私塾，并选派军伍中有文化的官兵到学校中去当教员，教台民“明礼仪，勤耕种”“劝农商，务本业”；建昭忠祠，弘扬节烈忠诚文化。通过这一系列的整顿、教化，使台湾“兵安其伍，民安其业”，这不仅促进了台湾农业的飞速发展，而且促进了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和睦友好。

   军旅之余，甘国宝偶有闲心，还会约上乡绅雅士，泼墨作画。台湾军民尊他赛过当年西晋皇帝司马炎名将羊祜。他以自身儒风影响乡绅雅士，再通过他们影响民风，促进讲文明礼仪，崇尚文化。

   甘国宝治台两年，勤政爱民，纪律严明，注重文化教育，台湾出现了政通人和、事兴业旺的良好局面。甘国宝深受全体台湾人民拥戴，故他离开台湾时百姓送万民伞，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再次入台就职，百姓箪食壶浆、夹道欢迎。